[10]Christian Starck:《宪法解释》，李建良译，载李建良：《宪法理论与实践（一）》，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10页。
自诺曼底王朝（1066年至1154年）以来，英国政治制度的两大特征之一就是法律统治或法律至上。进入专题： 宪法权力 监察权 。
来源：《政治与法律》 2023年第3期。[10]显然，马岭将国家权力等同于国家主权权力了。 刘练军，法学博士，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员。对此，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开展了新一轮的研讨。其二，在覆盖范围上，纪委除监督党内机关外还扩展到国家机关，而监委除监督国家机关外也同时延伸到党的机关。
第127条第1款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唯有如此，才能使宪法本身所创制的宪法权力及其行使机关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从革命的意义上来说，解放意味着，不仅当下的人，而且古往今来的所有人。
[42]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改良派所倡导的开明专制论也是奉此理路。当革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时候，事实都表明，之前所依靠的传统都已经失去了根基。此外，该临时宪法在制定程序上也缺乏相应的民意基础。[17]国粹说之让步更足见当时欧化之繁盛景象。
[50]这两者均为共和制内核之所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袁世凯召开的约法会议中被废除，接下来便是《中华民国约法》，之前的责任内阁制则变为了总统独裁制，由总统大权独揽。
[102]这与康德对国家形式与政府形式的区分具有相通之处。[43][澳]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1页。从解放和自由的两分来看，现代革命总是同时涉及自由和解放。前仆后继的爱国者们将会为共和国抵御机运的突变，而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毕竟只是一个人，随着他的倒下，他的事业也将化为乌有。
[122]阿克曼在对权利基础主义的批判中指出，在美国……人民是权利的源泉。如在1923年，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96]在当代共和这样一种衰而后生的大历史脉络下，有必要进一步审视民初共和图景中的核心问题，主要表现在立宪、政体、代议制、自治及国民素质等五个方面。当然，以共和为旋律的现代革命已不同于一般的造反和叛乱。
其本义为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50]R. C.van Caenegem，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onstitu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p.32.[51]前引[2]，Hannah Arendt书，第144页。
《民报》则引用天赋人权说，说明人民具有共和国国民资格，国民的能力远胜于政府的能力。这让国人逐渐认识到必须着手政治改革，进行变法。
[49]参见前引[44]，ChienTuan-sheng书，第61页。从历史比较来看，对于共和而言，关键已不在于采取何种统治形式，而在于有限政府的确立。共和主义的复兴也主要针对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认为宪法的设计只是为了保护一系列业已确定的‘私人权利。[99]可见，虽然民初制定了多部宪法，且对采行君主立宪与否存在诸多争议，但这些也许都不是共和的关键所在。[124]共和主义的另一代表孙斯坦指出，无论在自由主义还是在共和主义的制度中，权利都不是先于政治而被赋予的，而是运作良好的审议过程的产物。这在很大程度上已遵循了一种人治的逻辑，根本无法体现立宪高于并制约权力的共和思想，从而与共和国建设所内在要求的立宪政府、限制专权、遵循法治等原则难以一致。
如阿伦特所说，革命之后，虽然权利与权力都可以纳入宪法，但绝不是要体现人民的新的革命权力(new revolutionary power of the people)，[64]相反，是要通过立宪政府来排解革命的继续，从而稳固新的政体。[44]比较来看，英国也颇为类似。
如阿伦特所言，虽然造反(rebellion)和叛乱(revolt)这两个词由来已久，自从中世纪晚期它们的意思就已经明确甚至固定下来了，但是，这些词绝不能表示革命所理解的解放，更不能表示建立了一种新的自由。[11]概括起来，与立宪共和密切相关的论战要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91]对于法国来说，革命者将人民推上了国王的位置，将民族主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国王腾出的位子上。[93]一般认为，其中部分原因是现在没有要与之斗争的旧式国王了，再就是因为自由共和国里参与公益事业优先于公民的私人生活这一古老的观念，已不再对持有更加消极和个人主义观念的自由主义者具有吸引力了。
[116]前引[2]，Hannah Arendt书，第165页。[59]以下主要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其前后的立宪情景来揭示民初立宪共和的经验启蒙及所存在的知识缺漏。[94]不过，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共和主义的复兴又成为学术界的一道独特景观。伊尹之于太甲，霍光之于汉昭，皆是此类。
首先，在当时欧化思潮大兴的历史背景下，欧美思想的共和易于为国人接受。[19]从日本欧化的成效与中国历史进程比较来看，也足见欧化之魅力。
[113]浙江也与此类似，于1921年制定了地方宪法，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地得以执行。今试将西洋之建筑、工艺、政治、法律、图书、音乐等，所谓文明之主要者，而与吾向所有者，一一相比，何不一一彼胜于我。
摘要: 面对晚清政府的衰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共和为旗帜成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共和国时期，但民初共和国随后便偏离了共和的轨道。自治之精神不强固，共和之政治，乌能发达？自治精神者，里也。
参见孙中山：《致郑藻如书》、《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30]第二，既然共和是专制的对立面，那么走向共和所蕴含的革命性必然要求其划清共和与专制的界限，而不能有所模糊，否则难以革命，也难以走向共和。这种历史上的骤变在让革命家们为之震惊的同时，也不由地让人去深刻反省其中的缘由。[13]参见陈国庆主编：《中国近代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
从共和主义的发展趋向来看，法治及宪政制度的重要性逐渐被凸现，传统的人民主权乃至宪法文本观都受到了一定的批评或修正。元老院作出的决议，不是命令，也不是一般的建议，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不容忽略的建议。
相比较而言，政治科学家则至少懂得如何避开历史学家的陷阱。再次，孙中山所提出革命建设的军政策略，虽然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已偏离了共和国建设的轨道。
[119]这种强调也是共和主义晚近的主流发展方向。国内史学家时常批评海外学者过于注重社会科学理论。